江上波夫（1906—2002），日本历史考古学家、北方游牧民族史学家，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，上智大学教授。
早在上世纪40年代，江上波夫就发表了《日本民族的起源》一文，提出了“日本国家的起源，在于东北亚骑马民族对日本的征服”的观点，即“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论”。到了50年代，他又提出了“日本皇室骑马民族起源说”。
1967年，由他主编的《骑马民族国家》一书，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。从1984年起，多卷本的《江上波夫著作集》陆续出版。1995年10月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了他“人民友好使者”称号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是“骑马民族征服王朝”？我查了一些资料，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。
江上波夫（1906—2002）
1） 什么是“骑马民族”？
江上波夫认为，“骑马民族”可以分为两种类型。
一类是生活在草原地带，以传统畜牧业为生的游牧民。代表有西方的斯基泰、闪米特，东方的匈奴、突厥、蒙古等民族（部落）。
当游牧生活难以为继时，他们会“利用骑马，进行军事活动”。不过，鉴于农耕地区不便游牧的实际情况，他们基本上不会留在当地，建立“征服王朝”。
中世纪手抄本上的蒙古入侵匈牙利
另一类是生活在山林地带，由狩猎民族演变而来的骑马民族。代表有高句丽、女真（满洲）以及西方的诺曼人等民族（部落）。
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存在着“半农耕、半畜牧”或“半农耕、半渔猎”或“畜牧、农耕、渔猎三者兼而有之”等多种形态，具有一定的“多元特质”。
电影《柳如是》中的八旗骑兵
当然，两种类型的“骑马民族”在进驻农耕区后，无论有无“农耕经验 ”，都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，而是“凌驾于农耕民族之上行事”——要么在大肆掠夺财物后“一走了之”，要么令其“供养自己的生活”。
2）“骑马民族”与“人的社会”
江上波夫认为，“骑马民族”的社会形态“与农耕民族完全不同”。
1）“务实”的“利益共同体”
居住在城市（乡村）的定居民，被“死死地依附在了土地上”，“使得人和土地被结合为了一体”；骑马民族因为要四处劫掠，故而没有“土地的牵绊”，其社会形态更像一个“纯粹”的“人的社会”。
在这个“人的社会”内部，利益是维系社会稳定和平衡的纽带。因此在出征劫掠之前，首领通常会提前将所有人集合起来，“提前规划好利益的分配方式”。一旦出现诸如“没有取得预期收益”或“分配不均”等情况，这个社会就会迅速崩盘。
攻城的蒙古军队
2）较强的“开放性”
因为这种“以人为本”的特性，使得“骑马民族”的社会内部，具有较强的开放性。
首领大多数是由选举产生的，“任期”也是有一定年限的；如果首领不称职，就要面临“被罢免”的风险。当然，在完成某一既定目标的进程中，大家必须忠于首领，恪守职责，决不能出现“三心二意”的情况。
“骑马社会”内部的阶级差别，存在着一定的“可变性质”。比如作战勇猛或才华出众的普通人甚至是奴隶，完全有机会担任高级官员或将领；如果首领能力欠佳或遭遇战败，也极有可能沦为普通人甚至是奴隶。
浩浩荡荡的蒙古军队
3）为什么“满洲能够入主中原”？
江上波夫认为，“满洲能够入主中原”，主要得益于两点——“骑马民族”技高一筹的军事力量和“分而击之，化敌为友”的政治策略。
当然，江上波夫同时指出，“政治策略”远比“武力征服”重要得多。具体而言，骑马民族的“单兵作战能力”固然很强，但如果让他们“以寡敌众”，攻打敌方的全体，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“满洲八旗”
清廷所采取的“分而击之，化敌为友”的政治策略，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：
首先，清军入关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将前明的（汉族）官僚和豪绅阶级给“统战”了过来。具体而言，清廷“继续让他们任职，并保障他们的利益安全”——“我们有军事和外交权就够了，政治和经济还像以前一样，继续由你们去搞”。
其次，清军入关之后，推行了力度颇大的“减税政策”。 比如《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南下告示》中就写道——“自顺治元年（1644）为始，凡正额之外，一切加派，如辽饷、剿饷、练饷，及召买米豆，尽行蠲免”，“凡幼未成丁、老残未豁者悉与豁免”。如此“力度空前”的减税政策，迅速得到了北方百姓的广泛支持。
第三，清廷以非常低的成本，“统战”了北方的蒙古势力。从秦朝开始，中原王朝一直非常忌惮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。因此，历代中原王朝耗费在戍边的开支，都是非常惊人的。
与其他中原王朝不同，清朝的统治阶层，依靠和亲与征服“双管齐下”的方式，将蒙古诸部“牢牢地”统战到了自己的这一边，使得“万里长城成为了虚设”。
多伦会盟，使得漠北蒙古正式“归顺”了清朝
4）“征服王朝”的特质
江上波夫认为，在“征服王朝”境内，“征服者”只是个“被雇来的老妈子”，“当地人才是真正的主人”。因此，基于统治稳固的考量，统治阶层所展现出的姿态以及颁布的法律制度，相对而言“更具人性化”。
1）先进文化的主动学习和吸收
在“骑马民族”建立“征服王朝”的初期，意识到自身文化水平比较有限的统治者们，通常都会想方设法地搜罗一批知识分子，组成一个“为自己出谋划策”的文化阶层。
长时间的耳濡目染，让“征服王朝”的继任者们的文化水平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。以蒙古为例，成吉思汗的文化知识水平比较有限，但他的孙子忽必烈不仅知书通文，还创造出了显赫的文化。
在元朝，可以看到很多“异样”的面孔
2）更为宽容的宗教和法律政策
众所周知，蒙古帝国一直实行着“宗教宽容”的政策。比如史学家志费尼（1226—1283）就指出：
“成吉思汗是一个没有宗教偏见之人，他一面以礼相待穆斯林，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。他的子孙中，好些已各按其好，选择一种宗教。有皈依伊斯兰教的，有信奉基督教的，有崇拜偶像教的”。
遍布世界的穆斯林商人
另外，“对罪犯判处死刑时，必须在不同的时间、地点和法庭，经不同的法官审理三次，均定其为死罪者方可处死”。由此可见，蒙古帝国所推行的法律，“至少看上去更尊重人权”。
坦诚说，蒙古帝国的选择，有着自己的考量——“如果不能和境内的所有民族友好相处，统治者就站不住脚”。换言之，正是得益于“宽宏大量”的宗教和法律政策，蒙古帝国才能在仅仅三代的时间里，构建了版图如此辽阔的帝国。
当然，“当这套办法推行不下去时，“王朝”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崩离析。
蒙古汗国疆域
5）“骑马民族”的“快速征服”
江上波夫认为，“骑马民族”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，是可以做到“迅猛推进”的。比如在长子西征时期，蒙古军队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抵达了欧洲境内。
不过，当他们进占城镇水平比较发达的农耕区时，武力征服通常不会那么顺利。于是，他们只能采取“分而击之，化敌为友”的政治策略，将之“纳为统战对象后”继续前进——“在进入第三代征服王朝时，统治范围就相当可观了”。
清朝版图
1）居鲁士大帝的宽容
谈到这一问题时，江上波夫重点谈到了古波斯国。他认为，波斯的统治者们，认真汲取了亚述帝国（公元前935年—公元前612年）灭亡的原因。
因此，居鲁士大帝（前600年—前530年）在征服了吕底亚帝国后，依然给予了末代君主克洛伊索斯一定的优待；在征服新巴比伦之后，他以“解放者”的姿态宣布，自己要“修复这里被毁掉的神殿”，“释放被囚禁的人”和“减税”，并要求军队不许扰民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。
因此有学者认为，“与其称之为是一个文明的征服者，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文明的崇拜者”。
居鲁士大帝陵寝现照
2）大流士一世的传承
居鲁士大帝所推行的“地方宽容政策”，被他的后继者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了下来。以他的孙子大流士一世（公元前550年—公元前486年）为例：
在政治层面，在保证各被征服地区承认波斯皇帝最高统治的基础上，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，即“大一统，小自治”；
在法律层面，尽管强化了“国王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”的传统，但允许各自治地方不同法律传统的存在——埃及的法律没有明显变化，巴比伦保留了《汉谟拉比法典》的核心内容；
在宗教层面，大流士一世尽管是个“坚定的琐罗亚斯德教（拜火教）信徒”，但他“并没有去做宗教迫害之类的蠢事，各地区的神仍安详地在各自的地盘上传播自己的福音”。
因此，江上波夫认为，“倘若波斯能再聪明一点，避免同希腊进行那场不应有的战争，而且不请进亚历山大的话，那么它一定会再延续很久的时间”。
大流士一世雕塑头像
6）中日两大民族的“阶级差异”
青年时代的留学和考察经历，让江上波夫对中日两国客观存在的“阶级差异”，有了颇为清晰的认知。
在他看来，日本没有特别大的“阶级差异”。比如在明治维新时期，“建功立业”的平民子弟不在少数。
不过，“这种情况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”——因为在中国，“低下人”和“大人”之间，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1）“阶级差异”出现的原因
江上波夫认为，古代中国的“阶级固化”之所以这么严重，是因为“很难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”。
具体而言，朝代虽然变了，但地主依然是地主，豪绅依然是豪绅，劳苦农民依然不能彻底摆脱贫困——“大人”依然是“大人”，“低下人”照旧是“低下人”，只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，人的社会地位几乎是不会“上下移动的”。
至于日本，与古代中国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异。在他看来。日本属于“纵型”社会，上下是贯通的——职位有上下之分，但关系可以颠倒。
因此，在日本“天下大乱”之时，“平民阶层不仅可以建功立业，甚至可以成为丰臣秀吉式的一代天骄”。
晚清时期的“上海印象”
2）“（中国）低下人”的活法
因为“阶级鸿沟”的存在，使得江上波夫指出了“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也是因人而异”的现状——“低下人”对“大人”做点坏事，“是不称其为坏事的”。比如穷人从有钱人那里偷了一点东西后，并不会视为犯罪。因此，小偷被抓住交给警察后，第二天也照样被放出来。
对于这一“约定俗成”的认知，江上波夫以一种近乎嘲讽地口气评价道——“低下人一直享有可以当小偷的自由和权利”。
江上波夫还认为，因为“中国的低下人一直有自己的谋生的活法”，因此他们从来不会去想“自己如何出人头地”这件事——即便遇到“最极端的情况”时，他们也只会主动选择当“流民”，四处流浪混饭吃。
“闯关东”主题绘作
3）“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”理论的萌芽
提到“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”，江上波夫讲了一个前往蒙古地区考察的例子。
“到那里（蒙古地区）一看，使我十分惊异，原来那里的很多习俗，与日本非常相似。听说要请我们吃饭，于是就应邀前往，一看王爷帐篷的后面，王后正在和男性下人们一起烧菜呢——这一点和日本一样，当贵宾临门时，女主人也亲自动手去做菜”，“所以在这方面，蒙古人很像日本人。我想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正是因为这件微不足道的“小事”，让江上波夫开始思考起了“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”问题。在翻阅了日本历史书后，他提出了“日本民族并非大陆的农耕民族型，而是骑马民族型”的观点，具体而言：
“全部的社会形态、文化形态是如此，孜孜不倦地吸取外国的东西这方面是如此，甚至在保留传统上也是如此”，“骑马民族对异民族也好，对其文化也好，一概兼收并蓄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开放性的社会”——日本也是如此。
浮世绘中的日俄战争
8）尾声
坦诚说，以“骑马民族国家论”为代表的诸多国外史学观点，与我们的主流认知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大家也没必要过于敏感。实际上，很多提出过“征服王朝”理论的学者，根本就没有大家想的所谓“反华倾向”。
比如对魏特夫“征服王朝论”提供了诸多史料和理论支持的拉铁摩尔（1900—1989），不仅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表达了强烈反对，还赞誉我党施行的“民族团结政策“是“历代王道的延续“，并预测“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、分享式的发展方式，（会在党的领导下）将会得到重建”。
拉铁摩尔（1900—1989）
更何况，以“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”为代表的一系列“征服王朝论”，之所以能在海外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，本身是存在很多可取之处的。抛开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和初衷不论，基于开拓研究领域、丰富研究方法、提高研究水平等方面看，依然存在不少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。
比如江上波夫在撰写《骑马民族国家》一书的时候，就兼用了文化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等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手段，极大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。因此我个人认为，简单地回避和否定，是不可取的，也没有太多的必要。